2012年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由8%以上的高速平台趋势性地降至7%上下的中高速平台，有关“新常态”“L型”的中期趋势也逐渐成为了共识，所以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经济大体维持着结构调整与增速回落并行的运行形态，同时短期政策导向和长期战略布局思得以清晰和确立。其中，短期政策重点是指“三去一降一补”。长期战略布局是指“一带一”下对外新格局的建立、“雄安新区”示范下的新区域发展模式和投融资机制的探索、“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新调整。
受到上述各方面的叠加影响，中国经济于2016年筑底后，在今年迎来了回升态势，但就在当前“新常态经济增速底部”确定时期，宏观经济数据出现了许多有别前期的变化，虽然现在尚不能这些变化是否是趋势性的转变，但其中的四个数据，还是值得深究。
第一个：实体经济增速与社会融资增速的。用电量、货运量和中长期银行信贷三项数据简单合成一个指数（REC），可以作为观察实体经济的高频指标。2011年起，人民银行正式统计和公布社会融资（注：社会融资规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规模数据，用于观察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情况，而且人民银行的研究显示社会融资指标要领先宏观经济增长指标。在2016年之前，实体经济增速与社会融资增速之间同向性一直都很高，但实体经济于2016年初触底后，开始快速回升，目前已经回升至2011年的水平；社会融资增速则是在2016年年中触底后，至今还在底部徘徊，由于该指标有一定的领先性，从数据表现上，未来还将在底部徘徊相当长时间。即2016年后，实体经济增速与社会融资增速出现了严重。
第二个：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物价。通常观察经济运行中的通胀情况，一般主要是三个物价指标，包括最宏观的物价测量指标——P平减指数（P平减指数及全部商品和服务，除消费外，还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是对物价的最宏观的测量指标），供给端的物价测量指标——PPI（生产价格指数，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居民最终消费端的物价测量指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虽然伴随中国经济增速中枢由高平台向中高平台转换期间，PPI曾经出现过54个月的负增长（2012年3月至2016年8月），但在2016年之前，这三个物价指标基本呈现同步同向的变化，但2016年四季度以来，CPI与其他两类物价指标出现了反向变化。
第三个：央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化的。在法币体系下信用创造机制和间接融资为主融资格局的金融下，至今中国经济的增长离不来央行——商业银行二元金融体系的支持，而伴随每一次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结果基本都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更大的幅度扩张，而且商业银行资产扩张基本是以5万亿的节奏加速度跳台阶的。截至2016年11月底，商业银行资产年增量已超过31万亿以上（2007年底仅为10万亿），但之后商业银行资产扩张速度骤降，目前其资产年增量已降至17万亿左右，而央行资产扩张速度并没有出现巨大变化（实际上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央行即便是进行过缩表，也未能改变商业银行资产加速扩张的势头）。
由此产生出的问题是：商业银行资产扩张速度的逆转，究竟代表着是哪个经济部类的信用出现了萎缩？还是另有它因？
第四个：资金的量价。通常而言，在经济运行拐点期时，由于宏观对于拐点确认存在滞后，相应利率政策调整也存在滞后，由此资金需求和实际利率可能出现。例如，经济由升转降，容易出现资金需求旺盛和物价抬升并行，即资金需求增速下降和实际利率上升的局面；反之当经济由降转升时，容易出现资金需求低迷和物价回落并行，由此对应着资金需求增速上升和实际利率下降的局面。2016年以来，再一次出现了资金需求增速上升和实际利率下降的局面，那么这一次的逻辑有变吗？
坦白地说，除了第四个似乎能够用经济由降转升来解释之外（P增速由6.7%回升至6.9%），另外由三个引申出的问题，至今尚未有清晰确切的答案。但肯定的是，经济数据之所以出现，一定是有新的因素或者新的问题被在经济运行之中，换而言之，当前不确定性因素正在骤增，当然其结果最终无非是两个：恢复旧平衡（消失），即重回投资拉动的工业化为主经济运行；或是形成新平衡（成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