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哥格格
一个的事实是，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基本是建立在国民的高储蓄率上，没有超过50%的国民高储蓄率，我国的国民经济不可能实现连年高速增长。
总体上看，欧美国家的储蓄率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2009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
这就带来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民币对内连年贬值，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连年走高，高居世界第一。既然银行存款不保值，为什么大家还把钱存到银行？
按照宏观经济学理论，利率和国民储蓄率成正比，利率越高，储蓄率越高，利率越低，储蓄率越低。但在中国经济体中，这个普遍的规律似乎并不起作用，利率高低水平对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并不产生明显的影响。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很难解释，在负利率的条件下，为什么中国还会有那么高的居民储蓄率。难道中国的储蓄者都把储蓄当成是一种爱国行为？因此，不少经济学者将中国的高储蓄率当成经济学的一个谜。
在学术理论界的多种观点中，比较贴近实际情况的一种解释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由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引起，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所谓的预防性储蓄理论。
预防性储蓄理论是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后，在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学说。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工作期间的储蓄是为了在退休后给自己提供经济保障，因此，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储蓄和消费行为。
所谓预防性储蓄是指，由于未来收入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家庭需要增加储蓄来预防未来可能的开支。这一点对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由于中国社会在养老、医疗、教育、失业救助等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中低收入阶层不得不用增加储蓄的办法来预防未来的意外开支。另外，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消费信贷刚刚起步，中低收入阶层需要通过加大储蓄来实现买车和买房等需求。
美国肯萨斯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古鲁波和耶鲁委兹(Gruber,Yelowitz,1999)在研究社会公共福利和私人储蓄的关系时发现，美国在1984年～1993年间，因为美国在对中低收入阶层医疗补助开支方面的增加，使得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下降了17.7%，同时消费增加了5.2%。这说明美国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影响着中低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
美国学者恩根和古鲁波(Engen，Gruber，1995)在研究分析失业保险与预防性储蓄关系时发现，美国失业保险每增加10%，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会相应减少1.4%—5.6%。也就是说，当人们对失业造成收入下降的担心降低时，大家会增加消费和减少存款。
美国福利经济学者戴蒙和豪斯曼(Diamond，Hausman，1984)在此方面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他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保障每投入一美元，美国个人储蓄相应就减少45美分。这个研究间接解释了为什么人的个人储蓄率低，工薪阶层为什么差不多都是月光族。
在亚洲方面，学者周金滩(Chou & Huang，2003)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省的全民健康保险的实施使岛内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下降了8.6%－13.7%。同时，世界银行的Wagstaff和荷兰VU大学的Pradhan(2005)发现，越南的医疗保险将使家庭消费显著增加，其中非食品类的消费最为显著。这从证明了社会福利对个人储蓄倾向的影响是直接的。
在中国方面，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拥有社会保障的家庭在所有消费中都普遍高于没有社会保障的家庭。其中，养老保障的影响更为明显。有养老保障家庭的年均消费达到了5.8万元，而没有养老保险的家庭年均消费仅为3.3万元。在分项消费中，教育消费的差距比总消费更大，有养老保障家庭的教育消费为0.8万元，而没有养老保障家庭的教育消费仅为0.4万元。
于泳(2009)在对我国1980年-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时，发现我国社会保障开支每增加1%，人均居民消费就增加1199元，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大学刘国恩教授的研究小组，在分析2007年和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入户的调查数据基础上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总消费比没有参加的家庭增加约10.2%。换句话说，以农村居民、城镇就业居民、城镇未就业居民的人口比例进行折算，在基本医疗保险上每投入1元，将至少带动3元的消费增量。因此，刘国恩研究小组的看法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扩大内需之道，也是经济增长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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