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权威严肃与执法的人性关怀并不冲突，法律这把剑可能是冰冷的，但我们的这颗心应该是热的，握剑的这双手要能传递司法的温度！”
2011年10月5日，13名中国船员湄公河，举国。随着案件的侦破，次年7月，备受关注的“湄公河惨案”进入庭审阶段。公开庭审那天，众多国内外进行直播，伴随PPT放出人员的照片、姓名、年龄，公诉人武广轶用悲怆的声音逐个读出13名被害中国船员的名字……很多人因此了解了这起惨案的诸多细节，也记住了站在公诉人席上痛陈凶手的她。
糯康等凶手归案后，云南检察机关受理了“湄公河惨案”的审查起诉，武广轶第一时间被召集加入专案组。此前，她拿过“全省十佳公诉人”“全国优秀公诉人”等多项荣誉，在云南检察系统已经小有名气。
作为资深公诉人，武广轶明白此案的分量。安排好手里的工作，将孩子送回老家后，她沉下心来，开始了三个月的封闭办案。
在专案组，武广轶主要负责撰写质证举证提纲、审查被害人身份及情况等。尽管以前也办理过涉外案件，但此次案件嫌疑人皆为外籍、案发地点在境外、前期侦查由国外警方进行，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既要尊重他国主权，又要搜集，对专案组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武广轶和专案组同事打开湄公河流域案发现场的地图，针对犯罪、实施、结果等细节反复梳理讨论，“我们要让上的每句话都有支撑。”
再提此案办理经过，记者依然能感受到她彼时负重前行的压力。“单质证举证提纲就大改18次，小改30多次。”她介绍，质证举证既要考虑庭审效果、庭审效率，还要翻译给外籍被告人，太冗长不行，太简单了不行，必须简洁明了。
审查外方司法机关移交的400多页翻译件时，她发现名称、项目与鉴定意见对应关系的若干处翻译存在错误，她一一梳理出来，要求对方全部改正。“不容许一个细节出现纰漏。”同事说，武广轶平时就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在办案上她的完美主义表现得更加突出。
开庭前一周，她感冒了。“要是在法庭上不停咳嗽怎么办？”为了不影响出庭，她匆匆跑到医院输液，医生要求连输三天，她说时间太紧，只能输一次。
庭审开始，和专案组预判的情况一样，主犯糯康果然拒不，武广轶胸有成竹，沉着地将准备好的逐一出示。糯康低下了头，他深知，当庭表示，并祈求原谅。最终，法庭采纳了公诉人的量刑，糯康等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扎波和扎拖波分别被判处死缓、有期徒刑八年。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公诉人。”武广轶介绍，这个梦想缘于1999年她进入玉溪市易门县检察院后的第二年。那年，武广轶到云南省检察院参加培训，这次培训给了她极大的触动，她被那些优秀公诉人的专业能力深深折服，突然觉得职业生涯打开了一扇窗，“成为出色的公诉人”这颗梦想的种子就在心底生根发芽。
以梦为马。此后，武广轶一方面主动“揽活”，通过大量办案积累经验，一方面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看到有关公诉业务的优秀案例分析、法律论文等资料，她会收集起来，反复揣摩其中要义。搬了很多次办公室，但那些资料总被她小心地整齐，带在身边。她先后调整了7次工作岗位，其中有3次被调派到县委办公室、县办公室和县委组织部的机会，都被她。“生怕离开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实现出色的公诉人的梦想。”
两年后，武广轶被推荐参加了最高检组织的全国首期“公诉人实训班”。培训采取模拟法庭等贴近实战的“公诉人教公诉人”的全学模式，她每天学习到凌晨1点，查阅资料、制定计划、拟发言提纲……她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培训组织者的注意，第二年，她应邀成为培训班教员，实现从到教员的角色转换。
现在武广轶是云南省检察官学院兼职教官、云南大学院兼职教师，多次给云南省检察院初任检察官培训班、云南大学院研究生班授过课。教学上，她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追求极致。
2012年，在最高检组织的“全国师资力量培训示范班”上，武广轶作为教员应邀介绍经验，她只说了简单而朴实的四个字“勤记多悟”。
为了得出这“四字箴言”，这些年来，她把自己办理的每一案件、参与的每一次讨论、同行分享的每一件精品案例、网上热议的每一个社会重大案件，都变成学习思考的重要契机，详细分析其中的法律关键点，并总结类型化问题。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武广轶说，这句话虽是一句鸡汤式的网络流行语，但她非常认同。一直以来，她都以“奋斗”的姿态工作学习。多少次，在送孩子上兴趣班时，她仍带着笔记本电脑争分夺秒修改案件审查报告。多少个夜晚，在完孩子功课、安抚他们入睡后，她还在挑灯夜战撰写检察兼职教官的教案。
逐梦上，她也有过痛苦和失落。曾经因为连续加班视力急剧下降，她拿着检查报告在办公室失声痛哭，也曾经因为办理多个“白加黑”“五加二”工作模式的专案，没能照顾好孩子而潸然泪下。
2015年初，武广轶办理了一件二审上诉案件。上诉人胡某被法院认定在公园用随身携带的斧头击打被害人李某和王某，并在王某后抢走现金30元，导致李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王某轻伤。胡某被昆明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胡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武广轶前往所提讯胡某。一开始，胡某就：“我以前承认、都是被打了后承认的，有罪供述是提前做好让我签字的。他们还让我拿那把斧头进行指认，所以才留下我的痕迹。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那天我在我哥哥家……”胡某一边说着，一边捋起裤腿，向武广轶展示脚踝上的伤痕。武广轶不动声色，细致地讯问，详细地记录。
回到办公室，她开始思考下一步的核查工作。从一审卷材料看，胡某作案的链完整，然而胡某至今未愈的腿伤以及被害人辨认的瑕疵，让武广轶踌躇了：“被害人的辨认是否真实可靠？胡某到底是不是作案人？他的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她陷入沉思。胡某进入后虽然有体检记录，但没有留下照片，无法确认他是否是在到案前负伤。为他做了人身检查并提取衣服等相关，但现有照片上看不到胡某腿部有伤。
从其他未入卷的照片中或许可以发现线索吧？武广轶立即赶往办公室。果然，在的办公电脑里，她找到一张未入卷的照片，清晰地显示胡某腿部有伤，而那个时候，侦查员尚未对他进行讯问。
武广轶又调取了作为作案工具的那把斧头从提取、到指认整个期间的保管交接书证，同时要求侦查机关找到胡某哥哥，查证胡某所谓的“没有作案时间”是否属实。最终，武广轶把胡某从被抓获，到进，再到送所、鉴定意见及指认的全部时间点、活动情况等汇集起来，形成了完整清晰的时间轴，配合第一次讯问时的同步录音进行分析，她得出结论。
“我搜集的这些完全可以胡某脚踝上的伤痕早在入所体检的时候已经存在。同步录音也，讯问过程完全，侦查人员在电脑上伴随讯问过程做、签字的过程清楚、完整，不存在、提前做好签字的情况！证明该案重要——那把作案用的斧头，自从提取后就按程序送检，而胡某被抓获是在送检之后，不但胡某不可能接触，就连侦查人员也没有机会触碰，更不可能胡某去拿斧头从而留下痕迹。并且，他的哥哥在案发前一个月即无法与之联系，案发当天并未在一起。”二审开庭时，武广轶以确凿的和清晰的逻辑发表了出庭意见，打消了旁听者对“胡某被”的最后一丝怀疑。最终，二审维持原判。
“一定要把每一个可能影响量刑的疑点弄清，让每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检验。”对于武广轶来说，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直以来镌刻在心中的“律令”。
“司法的权威严肃与执法的人性关怀并不冲突，法律这把剑可能是冰冷的，但我们的这颗心应该是热的，握剑的这双手要能传递司法的温度！”在武广轶的一本笔记本里，记者看到了这句话。
她一直提醒自己左手紧握法律，右手传递爱心。2010年10月，武广轶承办了一抗诉案件。被告人黄某以拉货为名，将被害人张某骗到河边僻静处，抢走其现金、手机和小轿车。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黄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害人张某父亲认为判决量刑畸轻，申请昆明市检察院抗诉，强烈要求判处黄某死刑立即执行，并支付赔偿款。昆明市检察院向云南省高级法院提起抗诉，并报送云南省检察院审查。武广轶很同情被害人，但仔细审查案件后，认为抗诉理由不充分，应依法撤回抗诉。
从法律上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难，可是案件之外，被害人一家的却强烈牵动着武广轶的心。在接待张某父亲时，她得知张某妻子患有间歇性病，尚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而被告人黄某到案后虽然，但无赔偿能力，其父母生活也很困难，无力代为赔偿。
武广轶决定尽全力帮助被害人家人。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她数十次打电话做黄某家属的工作，最终劝说黄某远在成都打工的父亲和兄长代付部分赔偿金。当他们将好不容易筹集到的几千元钱汇给武广轶，请她转交给被害人张某家属时，却因为收款人名字书写错致无法取款。眼看这笔钱将被退回汇款人，武广轶多次在邮局和单位之间奔波，开证明、写情况说明，终于将这笔来之不易的赔偿款取出交给了张某家属。
同时，武广轶一次次地与被害人张某父亲面对面交流，把检察机关不支持抗诉的原因掰开来揉碎了细细解释，终于让老人理解了检察机关的决定。她还主动联系昆明市检察院，与控申一起为这个家庭申请到了2万元刑事救助款。
工作20年来，武广轶一直以理想主义者形象示人，不管大家对她理解或是不理解。采访那天，她给记者讲了一则故事《捡小鱼的小男孩》：暴风雨过后的沙滩上，许多小鱼被困在浅水洼里，一个小男孩捡起一条条小鱼使劲扔回大海。大人们都说，这么多小鱼，你捡不过来的，谁在乎呢？小男孩头也不抬地继续捡，他说这条小鱼在乎，这条，还有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