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已过，从中观高频数据来看，经济供需双弱的格局并未有所改善：一方面，三四线地产销售放缓拖累地产销售下滑，而乘用车批、零跌幅双双扩大，且下业库存均明显偏高，表明终端需求仍在降温；另一方面，虽然受供给侧减少供给影响，部分行业开工率仍高，但8月发电耗煤增速或转负，意味着工业生产整体显著下滑，在需求持续回落的背景下，工业生产的下滑只是时间问题。
当前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房租的超预期上涨再次引发关注。房价高企导致我国住房租售比一向偏低，但如果不大幅增加廉价公租房的供应，反而采取租金向房价靠拢的方式来提升租售比，则势必抬高居民生活成本，在引发物价上涨的同时，进一步范冰冰与王学兵挤出消费、拖累经济，向滞胀方向恶化。
需求：下游地产、乘用车、家电均走弱，文娱尚可。中游钢铁、水泥、化工均走强。上游煤炭走强，有色、交运走弱。
回首A股2009年，重温政策底-金融底-经济底经典演绎，拓宽对近期市场演化的理解。立足当前时点，须以预期思维、边际思维、交易思维破执。
A股2009:从单边上涨到区间震荡，熊市第一波反弹。2005-2007年牛市结束后，2008年末迎来第一波反弹。本轮反弹中经济企稳回升，金融经历了由偏松到偏紧变化。综合来看，市场经历了政策放松-金融宽松-经济改善过程。粗线条来看，反弹行情主升浪发生在政策宽松到经济企稳确认的阶段，而在政策转向收紧而经济改善延续阶段进入震荡，随着政策收紧的发力见效行情正式结束。这一点和我们反复强调的DDM中变量均是预期值这一基本观点相吻合，行情展开过程中，客观上看对于行情展开而言，政策变量更像是领先指标、利率流动性变量更像是同步指标、经济盈利更像是滞后指标。因此，2009年行情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底-金融底-经济底”的演化过程。
“政策-基本面”互动视角下经济触底回升。国际金融危机逐渐演化，2008年9月之后政策对冲力度加大。2008年3月贝尔斯登破产，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美日欧经济均陷入衰退。相对应的，美日欧均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发达经济体出现复苏迹象，新兴经济体经济表现分化。综合来看，2009年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泥潭中爬出来，市场担忧情绪逐渐修复，经济初现复苏迹象，但整体尚无稳定。2008年中国经济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转折，“两防-一保一控-保增长”，经济政策逐渐转向全面宽松。财政产业、金融货币、地产、资本市场均有出台了积极政策。经济触底反弹，确定性企稳后政策开始逐渐转向。
2009年行情是内外经济预期共同上修的结果。上市公司业绩增速与宏观趋势一致，2009年四季度转正。2009年市场行情的展开是市场悲观预期上修的结果。估值驱动提升股价情况下，行情结构上由普涨转向分化。与风格变化相对应，阶段性强势行业经历了周期到逆周期的变化。流动性-大周期-后周期/逆周期，行业轮动主线相对比较清晰。市场持续低迷，2009年中后机构和散户均活跃。综合来看，机构投资者更多是顺势而行，而散户入市热情相对市场行情的演化似乎滞后半年，显出后知后觉。机构持仓对周期始终持相对谨慎态度，对于成长板块热情较高。
总结与：以预期思维、边际思维、交易思维破执。行情的启动是“预期思维”主导的，行情的展开要高度重视“边际思维”。以“预期漂移”思维代替“超预期”思维更能理解2009年中市场风格的变化，两者的差异是静态与动态思维的差异。机构仓位对于市场影响要加之于机械超低配比较更为复杂，需结合市场预期变化以“交易性思维”进行理解。
一、中国研发支出增长迅速，研发支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在国家整体层面，2017年全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约为17500亿人民币，其中基础科研920亿，企业投入13733亿，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而在2013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仅为11846.6亿元，2013年到2017年五年间，中国研发经费年复合增长率为10.2%；在上市公司层面，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总研发支出规模为5645亿人民币左右，而2013年上市公司的总研发支出规模仅为1978亿元人民左右，在2013到2017年五年中，中国上市公司研发经费支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4.2%。
二、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P)相对不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5年中国研发支出合计1043.24亿美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07；美国的研发支出为4091.18亿美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79%。相比美国，我国国家整体层面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偏低。在上市公司层面，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营业收入)为2.2%，而美国上市公司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10.2%，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足美国的22%，在上市公司层面的，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差距更大。
三、中国上市公司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相较美国虽然整体差距较大，但在某些细分高新技术行业已经有所超越。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2017年，中国该行业上市公司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足美国该行业上市公司的一半。但是在半导体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制造服务和数据处理与外包这四个二级行业中，中国的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5.3%、6.4%、2.3%、7.6%)，已经超过美国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1.2%、4.6%、2.2%、6.0%)。
四、国产替代将是近期中国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主要原因是技术引进虽然是比较高效的方式，但是太多，高端技术很难引进，而自主创新难度太大，短时间内很难突破。因此，在当前的下，相较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国产替代市场前景比较确定。
五、投资：分三个步骤挑选厚“研”薄发的组合：(1)选取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而国产化率低的高新技术行业(取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进口额前业中的重叠行业)；(2)寻找被选行业研发龙头(研发支出占行业前10%、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大于10%)；(3)在行业研发龙头中优中选优，挑选已经开始发力，增长确定性强的企业(过去三年营收年复合增长率高于20%)。
新兴市场典型风险案例：主权债务危机vs银行危机。阿根廷和土耳其很大程度上分别代表了两种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风险模式。(1)阿根廷——主权债务危机：财政赤字高企的部门大量借入外债，但未能有效促进本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从而令外债头寸快速积累，经常账户逆差难以改善，导致宏观脆弱性的持续累积和风险的最终爆发。(2)土耳其——“银行外债危机——货币危机”：经常账户持续逆差的同时，外债大量流向银行部门，导致资产负债货币错配风险，在银行资产未能高效投向制造业部门的背景下，银行体系的外部风险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相互交织强化，国际金融风险加剧。
外债相对水平：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危机风险的初步指标。(1)基本面静态偿债能力：从静态外债相对规模来看，马来西亚、智利、土耳其、南非、越南、阿根廷等国基本面呈现的偿债能力较弱。(2)持续外汇融资依赖度：从经常账户逆差程度来看，南非、印尼亦风险较大。(3)现时外储对外债的保障能力：智利、南非、印尼、墨西哥、越南和马来西亚的现时外债偿付能力不容乐观，其中马来西亚和南非的短期偿付能力最为薄弱。
我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存在根本性差异。(1)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国之一，具备稳定的、通过货物贸易赚取外汇的能力。(2)从流入结构来看，我国具有长期性特征的直接投资流入占比始终较为稳定，短期易引致资本大进大出的权益类证券投资流入极少，外债流动占比不高、且周期性较为明显。(3)我国外债存量较低，外债相对P的总规模较小，外债流出引发资金跨境流动的规模亦相对较小，并且成为新兴市场少见的外债头寸可被外储全部覆盖的国家。(4)由于经常账户持续保持顺差、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较为稳定，我国大幅资本账户的紧迫性较低，在“三元悖论”的政策框架下获得了货币政策方面较强的性，以及对人民币汇率的较强干预能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内外部货币。因此，我国与土耳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较少面临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面临的外部紧缩周期对本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大规模冲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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