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是相当宽容的，，立地成佛；一动，心地澄明。有钱的可施舍钱财…那些没钱的，亦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抵罪。既不能出钱，又不能出力的，那么，念一声，亦能让的亲人见到一线。
他说，他在八年，业余时间看过我很多小说的法文译本，他说他喜欢我的小说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的小说让他感受到了地地道道的中国风格，声音、颜色、气味，都是中国的，使他仿佛走进了中国的村庄和一个个中国家庭。这种他不熟悉的但他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给他一种新鲜的审美体验，并能刺激他的创造灵感。
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以标新立异的设计风格引发一场又一场激烈争论的现代设计大师，竟然能从我那些土得掉渣的小说中得到创造的灵感。当然，事后我就明白了，正像我这个土得掉渣的中国作家，站在国家大剧院前，看到水里的倒影时所产生的震撼一样，艺术其实无所谓土也无所谓洋，最土的也许就是最洋的，这也许就是哲学上所谓的“两极相通”吧。
保罗•安德鲁还与我讨论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说，许多被我们视为所谓的“民族传统”的东西，其实正是我们祖先反传统的创造，而且也很可能是从外边的文化那里借鉴过来的。血统纯正的民族传统其实是不存在的。
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大韩民族的传统”、“大和民族的传统”，其源头都是枝桠纵横的。今天看似离经叛道的创造，若干年后，很可能成为传统，被我们的后代所推崇。我们既是继承传统的后代，我们同时也是创造传统的祖先。而如果没有创造出新的传统，我们就是不合格的祖先。
我之所以不避自炫嫌疑地引述我与保罗•安德鲁先生的交谈，就是想说明：第一，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纯粹的文化传统；第二，法古的根本目的还是创新；第三，文化的繁荣，必须在交流的态势下才可能实现。
亚洲人民如何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创造出既是我们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又具有鲜明的东方艺术情调的新的东西来呢？
——还可以罗列出更多的问题，但解答这些已经列出的问题，我已经感到。我只能就我们亚洲的文化基因问题，谈一点我的认识。
的学说在东亚地区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基础，应该算做我们东亚地区的文化基因；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又由中国到东亚。放眼亚洲，不仅仅是庙堂林立，香烟缭绕，而且，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佛教的影响，可以说是早已深入千家万户，甚至像遗传因子一样渗透在人们的灵魂里。
因此我想，亚洲的文化是与佛教分不开的。亚洲未来的文化建设，亚洲的文化交流，亚洲新人们的心灵铸造与成长，依然应该在安详和谐的佛光下进行。
我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原因是：一、去年九月、十一月两次去韩国全州，我都对韩国的学生们讲述过我的一个高叔祖的故事。
他大约出生于1870年。年轻时曾随大清国袁世凯的部队驻扎朝鲜。后来他脱离行伍，到全州金山寺做过，上个世纪30年代时辗转回国。虽然还俗，但“高丽“的称号却一直伴随他到老。他曾在上世纪50年代在我的故乡试种水稻。虽没成功，但却让我的那些祖祖辈辈耕种旱田的乡亲们大开了眼界。他回国返乡后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九十多岁时无疾而终。他的清奇、整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韩国讲述他的故事时，我感到眼前不断闪现着属牛的今年多大他在金山寺的情景，并且想到，2005年5月，我第一次到韩国首尔，晚上汉城大学的几位教授与他们的两个女与我一起吃饭。
饭毕，那两个女学生，一个敲鼓，一个高唱，演唱形式就是被韩国人民视为传统的“盼搜丽”，那激越的鼓声和高亢的唱腔，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沧桑和沉痛。这让我想起我的活到上世纪60年代的高叔祖，在河堤上一个人独自高唱的情景。
与教授和女学生告别时，那个高唱的女生，赠给我一本书画册与一幅画。画册内容是该生父亲蔡元植先生用金粉写成的图照和若干高僧用汉字写成的诗赋，那幅画是达摩老祖“一苇渡江”图。
我去过七次日本，曾经三次拜访过爱知县知立市的称念寺，与主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通过，结识了很多日本的普通百姓，感受到了日本民间的素朴生活。
我与韩国、日本的交往，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而我最新的长篇小说《疲劳》亦与佛教、与日本韩国有关。
我讲这些没有理论色彩的个人故事，本意是想说，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亚洲的文化交流应该建立在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上。我们亚洲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也应该依靠我们的共同的文化基因。
我们应该在佛的荣光下，去营造安详和谐的社会，去发明创造至真至美的人文奇观，去陶冶宽容的情怀，然后让我们亚洲的灿烂文化映照全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