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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李嘉诚是一个怎样的陷阱?

※发布时间:2017-6-19 13:05:22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原标题:吴晓波:李嘉诚是一个怎样的陷阱? 一 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

  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商场如同一个泥泞的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谓的“终极”,李先生在这里跌打滚爬逾半个世纪,恩怨情仇如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的星辰,谁又能真正数得过来。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在遗训中都严令儿子不得出版自己的传记,“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理查德泰德罗语)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的邀请,一群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包玉刚等人中间,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

  这个细节泄露了初期,者的微妙心态。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们对的投资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建宾馆,邵逸夫造教学楼,李嘉诚办大学,包玉刚修游泳馆。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他坐上首富的宝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从19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的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长袖善舞间,硬生生地让成为了“李家城”。

  李先生对的勇猛进击,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召开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度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宣武区(编者注:应是东城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首富。

  回望这段风云诡谲的大历史,必须承认的是,李嘉诚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为激进的第一人,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他以资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国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他在及内地两个市场上都获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业成功。

  恐怕连李嘉诚自己也未预料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陨落责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李嘉诚在内地中陷入极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此文为央媒智库转载,因此被解读为“态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运动的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时局动荡的时刻,李嘉诚的撤资迁册动作实在太过醒目,而他敢于,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

  李嘉诚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他的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的力量结盟,以对后者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本次中国经济大崛起中获益最丰的“转型期首富”。

  而与内地的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位专职律师,应该补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性的意义上很可能无可。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

  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性的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判断中。

  当我们陷入“李嘉诚议题”的纷争的时候,李氏本人其实也掉进了时代的陷阱,他无法、也不可能从自身的经商逻辑中跳脱出来。与柳传志、王石等内地企业家不同,后者有的英雄主义情结,而前者则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在他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诚信而不是忠诚是唯一的底线。

  未来的华界,再也没有人可以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如果我的这个结论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而对他的所有质疑,在现实的意义上,都将被“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的层面上将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在十来年前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为李嘉诚写传记的那几年,我曾编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的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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